说起我国经历的三年经济困难，许多人耳熟，未必能详，有些年青人甚至觉得是天方夜谭。这也难怪，面对如今繁荣昌盛的市场，美好富足的生活，他们缺乏当年身临其境的感性认识。

  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仿照苏联全面实施计划经济，主粮、副食品、家庭用品均实行凭票供应。以粮票来说，有钱无粮票是买不了米面粮食及其食品的。可能是统计的需要，广州市粮票还分单双月使用，如要到外省出差，需单位写证明，到粮店用广州市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

  票证虽然给居民日常购物带来不便，但好在物价稳定，数十年不变，也没有哄抬物价、假货诓人的现象发生。以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广州市的物价（其实全国物价都差不多）：

  油炸鬼——0.04元/条，牛脷酥——0.08元/个，松糕——0.05元/个，面包（茶包）——0.05元/个，酥皮面包——0.06元/个，盐——0.15元/斤，白糖——0.78元/斤/，食用生油——0.88元/斤，三级大米——0.146元/斤，四级大米——0.142元/斤，标准面粉0.21元/斤，有皮上肉、猪肝——0.82元/斤，牛肉——0.94元/斤，炒粉——0.20元/斤，干面饼——0.26元/斤，飞马牌香烟——0.28元/包，大前门香烟——0.35元/包，百雀香烟——0.10元/包，电车香烟、经济香烟0.08元/包，电影票按院线元/张，寄信本地和外埠邮票——0.04元和0.08元/次，打公用电线元/次（传呼电线元/次），羊城晚报——0.04元/份，电费——0.24元/度，乘公交车——0.04元/四个站，黄金——11元/克（从六十年代起，黄金制品由国家收购，不得出售）。

  飞马、大前门香烟是奢侈品，闲时普通烟民抽不起。广州烟民大多抽广州中一烟厂生产的家家乐牌香烟，每包0.16元（后来普及的丰收、银球香烟尚未面世）。中小学生早餐一般不超过0.10元：如一碟腩汁肠粉0.04元，加一碗猪红粥0.05元，不过是0.09元。买猪肉哪有象现在的市民那样阔绰，一斤两斤地买回家。许多家庭主妇每次只买一两、二两，用一条咸水草扎着拿回家。由于分量太少，或水草绑扎不牢，中途丢掉了不知道，回家只拿着一条水草的事也屡见不鲜。

  从1959年下半年起，一切变了个样。广州市民忽然感觉到，粮食定量减少了，市场上副食品严重匮乏，有钱买不到吃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而且跟着时间的推移，人民生活越发艰难窘迫，我国进入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在经济困难时期，市民长时间缺肉少油，面黄肌瘦，浑身软绵，头晕眼花，总感到吃不饱。不少市民得了的营养不良的水肿病，小腿一按一个坑。人群中夜盲症、妇科病、营养性肝炎、小孩佝偻病发生率奇高。有些人实在没办法，拖着沉甸甸的肿涨双腿到医院求诊。医生也不用望闻问切，只用食指在患者小腿一按，就马上开药。眼朦（夜盲症）的服麦精鱼肝油，营养不良的开一张营养补助餐券，到指定的食肆加二角钱吃一碗肉丝汤粉。这碗肉丝汤粉与其说治疗营养不良，不如说是病人的“安慰剂”。

  双蒸饭。将蒸熟的饭，放进钵头中加水，再蒸一遍，看上去蓬蓬松松很多饭，实际上并不顶饿，这与煮粥的原理差不多，增加的是水份而已。人们戏言：增量增量，米泡膨胀，饿坏肚子，撑坏膀胱。

  将榨糖后的蔗渣磨成粉，掺上米粉蒸糕。用糙米皮掺入面粉，烘成饼。蔗渣糕、米糠饼粗糙难咽，如啮檗吞针。

  制作小球藻饼干。小球藻是学名，听上去很陌生，实际上就是现在常见的金鱼缸长的青苔，其特点是在有阳光的情况下生长得很快。有条件的单位都在天台放几口大缸，装满水养青苔。将长成的青苔捞起晾干，磨成粉加入面粉，作制饼干的原料。

  《番薯食品菜肴制作》的单行本在新华书店成为畅销书，番薯、芋头、木薯等成了大众的主粮。

  有一天，笔者家人收到消息，陆羽居茶楼（陆羽居茶楼在一德路与太平南路交界，六十年代中关闭）有牌价肉类供应，于是拖男带女争先恐后赶到茶楼，点了几个平价菜，风卷残云一扫而光。鸡鸭鹅是没有的（价钱太贵），最美味的一道菜是炒杂烩，例牌一元一碟。用半肥瘦猪肉、猪下杂、豆干、金针菜、韭菜花爆炒，打一个红芡，真是咸香可口。还有一个时令菜——锦卤云吞，将云吞炸得酥脆，淋上酸荞头、糖瓜英的五柳芡，酸甜咸辣鲜五味俱全！时下这种大众菜式，已在食肆餐谱中消失了，人们再不屑这种低档次的菜肴。

  笔者有一天到糖水店吃芝麻糊，吃完刚放下碗，就有一名小孩跑过来，有食指将沾在碗壁残存的芝麻糊刮下来，放到嘴里。

  广州人有吃糖水的习惯，但市场上没有蔗糖供应，不少人就高价买来包装的糖果（水果糖），拆开后用来煲番薯糖水。

  食肆、酒楼将原来扔到垃圾桶的厨余垃圾分类后，当食材出售：剥鲜虾仁时丢弃的虾头虾壳，宰田鸡时剔除的头、内脏、皮，每袋一角。剪下来的冬菇脚五角钱一斤。菜芯、白菜切除的残叶菜头，五分钱一袋。烧制叉烧、烧鸭时滴下的烧腊油（饱含强烈致癌物质苯并芘），一元一瓶。酒家熬制头汤所剩的鸡骨肉渣，五角一斤。肉渣听起来好听，吃起来味如嚼蜡，没有半点味道。近郊的农民有到广州各大酒楼收潲水的传统，他们将潲水中的肥猪肉捞起来，榨成猪油，返销给广州市民，销路还不错。可见前些年流传甚广的“地沟油”“潲水油”并非创新产品。

  有一位市民不舍得倒掉蘸过的酱油，用小碟盖起来。第二天发现半干的酱油中有一些头发。原来当时缺乏大豆，不能做发酵酱油。只能用动物、人的毛发作原料，水解制作氨基酸，再加入水、食盐、色素等调制出化学酱油，水解的氨基酸往往带有未完全水解的毛发杂质。

  有一些商人，苦于无粮食制酒，就用草木灰、石灰浸渍液，加入酒精，调制白酒。

  最可怜的是烟民，凭烟票也买不到烟。这天食杂店有香烟供应了，宿舍楼的烟民立即奔走相告，大叫“有烟卖了”，众人四蹄生风拥向食杂店，食杂店门口瞬间排起一条长长的人龙。那时，买什么都要排队，买猪肉要排队，买肥皂要排队，买煤球要排队，排队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广州人有“执输行头惨过败家”的祖传家训，很多人一见到排队，首先是排队占位，然后才左右探问，买啥东西。有时候一些男士排队后，才知道售卖的是妇女凭票供应的玉扣纸（当时还没有卫生巾出现），只能在哄笑声中尴尬离开。

  每当香烟断供，“吊烟龟”的烟民各出奇招，想出种种办法解瘾，有人买来南雄烟叶，自己加工切成细细的烟丝，用烟纸加唾液卷成“棺材钉”形的烟卷，照样吞云吐雾。有些人拿一根竹杆，前边绑上一根磨尖的粗铁丝，在马路上戳地上不知谁扔弃的烟，收集后拿回家，取其烟丝。更有甚者，用劣质茶叶或树叶，晒干揉碎当作烟丝，卷成烟卷。

  市场鱼档的鲩鱼、大头鱼一时失去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小剥皮牛（马面豚）的咸水鱼。在国外这种鱼是磨成粉作禽畜饲料的，我们作为下饭的餸菜。小剥皮牛连头带尾只有10公分长，肉薄寡味不说，买回来还要剥皮、去头、剔肚肠，处理十分麻烦。

  还有人到郊外捉蟛蜞、东风螺、蟾蜍、蚯蚓、桂花蝉、龙虱、蛇煮来吃，为增加蛋白质，也不管什么肮脏不肮脏了。或者有人问，为啥不去捉田鸡、生鱼、黄鳝来吃？原来四乡的鱼塘水沟，早就被一批批人篦头发似的篦了很多遍，什么都捉光了。

  当时有几个年青人打赌，能不能一次吃十个酥皮面包，另加一瓶汽水防噎食。结果其中一个年青人不用喝汽水，一口气咽下十个酥皮面包。按一斤大米能煮出二斤二两饭算，如果放开肚皮吃，一顿吃二斤米煮的饭大有人在。人们饥饿程度略见一斑。

  广州人或多或少有亲属和朋友在香港澳门，看到同胞的饥馑状况，他们纷纷伸出援手，寄来大米、麦片、生油、饼干、糖果等各种食物。最常见的是寄回来一种扁方型的罐装猪油，罐上没有一点商标，甚至连包装纸也没有，现在说是三无产品，可这种猪油救了不少广州人的命。猪油豉油捞饭当时是家庭最向往最时髦的饭菜。

  广东人把从水路偷渡到香港称为“督卒”（正确写法是“厾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督卒过河有前无退”之意。当经济困难到了第三年，饥饿难耐的民众逃港潮达到高峰。据宝安县委当年《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文件记载，仅1962年从4月下旬至5月23日，“督卒”及冲关出境的总人数约六万人次。最终获得成功的估计约有1.2万人。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 “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TVB艺人卢海鹏、演员夏雨等，都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照常理推断，城市居民是粮食的消耗者，所以有如此景况，农民是粮食的生产者，应该好一点了吧。实际上农民的状况比城市更为恶劣，三年经济困难受害的大部分是农民。其一是在1958年的运动中，各省市领导争先恐后去放“卫星”，虚报粮食高产，国家误信为真，调高当年的粮食收购量，各地领导傻了眼，只好将农民的口粮也交。其二是当时国内实行严格计划经济，商品市场已取缔，农村高度集体化，破坏了土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产出再由国家统一调配。农民的劳动几乎换不回商品，而田里的粮食又全部上交公粮。为了缓解饥饿，农民吃蔗渣、蕉树芯、禾秆、木瓜皮、番薯藤。其三是户籍管制使农民离不开居住的乡村，想到别的地方逃荒乞讨也没有办法。

  面对各地灾情的报告，国家陆续出台政策，采取了多种紧急救荒手段以缓解灾情。

  全国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即瓜菜代替粮食，副食代替主粮。进行大规模的粮食调运，搞季节性调剂。但上述办法都没有从根本上缓解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

  中国在1961年唯一接受的国际无偿粮食援助，来自蒙古国。共无偿援助我小麦1万吨，面粉6千吨、牛羊肉1千吨。这也是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唯一正式接受的外国无偿援助。

  在大量进口粮食的同时，进口各类副食品。如伊拉克蜜枣——蜜饯椰枣（椰枣鲜食很涩），阿尔巴尼亚的香烟，古巴的赤砂糖等。进口的阿尔巴尼亚香烟有四个品牌，全部带过滤嘴，看上去很高档，但不符合国人口味。两角多一包，并不便宜。由于香烟译音拗口难记，广州烟民给阿尔巴尼亚香烟起了个谐谑简称——阿尔巴鸠。

  在国内提出了“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四大自由”（自由租地、自由贷款、自由雇工、自由贸易）的应急政策。在开放的自由市场和国营商店的高价商品柜台中，人类能不用凭票证购到所需的商品，多少缓解了市民的窘境，当然价格要比市面的高很多。如一只黑鬃鹅要三十多元，一只鸡项要二十多元。有皮上肉凭肉票购买是八角二分一斤，高价的要五元一斤。当时广州市民的平均薪资是四十元左右。

  广州市设立多个侨汇商店，鼓励市民接受海外港澳汇款，国家兑换成人民币，另外奖励侨汇券。让市民凭侨汇券在侨汇商店购买市面买不到的紧缺商品，如海味、奶油面包、香皂、香烟及各类工业产品。

  有农民挑了一担番薯进广州自由市场售卖，卖完后买回去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近郊有一个农民在河氹戽水，淤泥中发现一具泡在积水中的棺材，好奇打开一看，棺材满是活蹦乱跳的塘虱（胡子鲶），可惜都是瞎眼的。农民将塘虱捞回家，用洗米水浸泡了一个晚上，塘虱全部睁开了眼睛。其后拿到墟上卖了个好价钱。

  广州市有一名煤店收款员，长时间没吃过肉，发工资当天用六元买了一碗高价叉烧饭吃，回味无穷，心想如果天天都有一碗叉烧饭吃就好了。但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多元，能吃多少碗叉烧饭呢？于是打起卖煤款的主意，每天拿一些，积少成多，几年间竟贪污一千多元。最终东窗事发。那时一千多元是个很大的数额，收款员被判无期徒刑。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悔过书，题目是《一碗叉烧饭，误了我一生》，发表于报章，警醒后人不要重蹈覆辙。

  人们的肠胃因饥饿而时时抽搐，工作难免分心，个个像馋猫饿狼似的双眼发青光，看看哪里有东西填饱肚子。物质生活的贫乏，政府想办法在精神生活搞得活跃一点，让人们暂时忘记饥饿造成的苦恼。

  各单位在周末举办交谊舞会和文艺表演，让职工带家属参加，《夏夜圆舞曲》、《晚会圆舞曲》在周末羊城的上空欢快地回响。进口许多外国（主要是华沙条约国家）的电影，如《运虎记》、《骄傲的公主》、《白夜》、《静静的顿河》、《山鹰之歌》、《他们也在战斗》、《废品的报复》等等，国产电影也不遑多让，相继发行了《冰山上的来客》、《飞刀华》、《满意不满意》、《大李小李和老李》、《刘三姐》、《林海雪原》等口碑载道的电影。拍摄《林海雪原》时有这样的花絮，扮演傻大个的演员里坡，跟导演好说歹说，为了表演真实，土匪吃饭时要啃真正的骨头。当时买猪骨头是要凭肉票的。导演想尽办法，弄来了四斤肉骨头，里坡假戏真做，试拍时已将骨头啃得干干净净，气得导演破口大骂。

  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丰富多彩的广播节目：著名说书艺人侯佩玉、胡千里、翟奇达讲《三国演义》等长篇故事，缪燕飞、冼碧莹讲《一只丑小鸭（安徒生）》、《骨肉（胡万春）》短篇小说，关楚梅表演粤语相声《找舅舅》、《虾仔入城》，杨达、黄俊英表演相声《女队长》。由省话演员张悦楷、邵立人、吴克表演的广播剧《西方外科医生竞技》，十分幽默，富含政治讽刺的味道：竞技者中，一位外科医生能改变人类的指纹，却专门为盗贼服务。一位外科医生整容技术高超，将岳母整容成少女，最后做了自己的情妇。最后获得冠军的是一名为记者做扁桃腺切除的医生，由于当权者不准记者开口说话，医生将手术刀从记者的肛门进入，经过体内，再切除咽喉部位的扁桃腺。

  在全国掀起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年青人有颗火热的心》、《社员都是向阳花》等新创作的歌曲唱遍大街小巷。新疆歌舞团带着优秀节目在全国巡回演出，歌颂边防军，反映新疆人民的幸福生活：

  曲目《亚克西》、《库尔班大叔你要去哪儿》等，由于歌曲旋律欢快动听，多年来反复传唱，现在仍脍炙人口。

  国内经济困难之际，国际上的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兴风作浪，内忧之上又添外患。印度挑起领土争端，终于爆发中印边界反击战。苏联策动新疆伊犁、塔城暴乱，六万多人越过边境逃往苏联。台湾当局利用电台，昼夜不停地向大陆广播，煽动民众闹事。派遣了43股617名武装特务，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沿海各省登陆，建立游击走廊。在“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的怒吼声中，沿海军民众志成城，为敌人布下天罗地网，粉碎了台湾的企图。1962年，广州文化公园展出了广东军民抓捕美蒋特务的照片和缴获的特务器材。

  从1962年下半年起，经济困难的局面有所好转，虽然买东西还需要票证，但供应逐步回到正常状态。而真正摆脱票证，市场供需两旺，商品琳琅满目，人民物质需求和精神生活得到充分的满足，那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

  “知史以明鉴，借古以通今”，三年经济困难已过去六十年了，每当重温这段特殊的日子，感慨油然而生，伟人讲话言犹在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